兴奋万分的旅客们“忽”地围了上来

       有道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权势钱财没有一样不是身外物, 因为这些东西既可以得到, 也可以失去。跟人一样只有赤条条地来, 赤条条地去。这样说来, 哪怕你权势通天、腰缠万贯, 说到底你也是普通人一个。那么, 永远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生在世, 生来平等。造物主并没有让谁光彩照人、名气压人, 也没有让谁低三下四、可怜巴巴。成功了, 做出了大事业, 有了大名声, 人还是那个人; 没有做出大事业, 默默无闻, 也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这样看来, 追求名声常常使有些人失去人的天然美好的本性, 将纯洁变成芜杂, 把天然扭曲为造作, 名声的坏处因此就显而易见了。而品格修养极好的人能不把名当一回事, 恢复人生来那种自然、单纯的状态。这就是圣人无名。能做到无己、无功、无名, 心灵无所困扰, 行为悠然自在, 人活着也就真正实现自由逍遥了。

       丹麦的政治平民化和公民平等化即使在欧洲也是突出的。这里的官员没有我们一些官员常见的特权和优越感。当地华人介绍, 无论多高的官员家中也无佣人, 包括削土豆皮、做饭这样的活都是自己干。哥本哈根是欧洲有名的自行车城, 大街的专用自行车道上, 骑车的人们络绎不绝。令人吃惊的是, 政府的部长们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他们头上戴着针织帽, 手上戴着厚手套, 车筐里放着文件包。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的门外都停放着一大片自行车, 不怎么像森严的国家机关, 倒像我们国内的一所中学。据丹麦人介绍, 在国家机关, 不管是一般公务员还是高级领导, 都没有公车坐。丹麦官员的平民化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何以如此? 首先, 在这里的各级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 谁当镇长, 本镇的百姓选举, 依此类推。你如果摆谱做老爷, 马上就得下台。好摆官架子的人不妨学学丹麦的官员。不要自己看高自己, 别拿自己不当普通人。

       1 9 5 8 年7 月1 2 日, 刘少奇同志结束了在天津的视察, 准备乘车去济南。按照规定, 国家领导人出行都要组织专列, 至少要加挂包车。可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保卫人员和铁路部门的安排, 他说:" 我不坐专列, 也不要挂包车, 买一个硬席座位就行了, 和群众坐在一起还可以顺便了解情况。" 同志们只好为他买了普通列车的硬席客票。

       当天傍晚,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通往济南的客车缓缓开出了天津站。夏日的车厢像个大蒸笼, 又闷又热, 还夹杂着刺鼻的汗味。旅客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这炎炎夏夜, 在这普通的硬席车厢里, 会坐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时, 一位女列车员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来了, 她走到车厢的中间, 发现一位穿着白衬衣和灰布裤子、头发花白的旅客正忙着从旅行包里取杯子, 女列车员忙接过杯子, 热情地说:" 同志, 我这儿有开水。" 说着, 她倒了一杯水, 小心地递给了那位年长的旅客。突然, 她的目光停在了刘少奇的脸上, 这是一张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庞啊! 她惊喜地喊了起来:" 您, 您不是刘委员长吗? " 刘少奇笑着同列车员握手说:" 你好! 你辛苦了! 我搭你们的车, 到济南去。" 这一下, 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兴奋万分的旅客们" 忽" 地围了上来, 纷纷向刘少奇握手问候。一群中学生围上来, 刘少奇十分高兴地与他们谈了起来, 问他们家在哪儿? 学习怎样? 毕业后打算干什么? 听了同学们五花八门的理想, 刘少奇笑着说:" 你们正当年轻, 要做一个好学生, 好青年。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经常参加劳动, 比如, 农忙时到农村帮助社员收割、插秧。你们会不会插秧? 喏, 就这样……" 说着, 他站起身来, 弯下腰给同学们做起了插秧的示范动作。车厢里充满了欢笑声。夜深了, 刘少奇忘记了疲劳, 又和江西省都昌县农业考察团的同志们愉快地谈了起来。团员们见刘少奇那么平易近人, 就敞开胸怀, 表示要把学习到的好经验带回去, 克服困难, 大搞技术革新, 改造旧的农机具。刘少奇鼓励大家说:" 对, 你们不要怕困难, 有了困难就要克服, 不会就学。" " 农业就不能单独搞一门, 要多种多样地全面发展。"

       列车过村越河, 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 欢声笑语也一路飞扬, 点洒向静静的夜空。夜里列车缓缓驶进了济南车站。刘少奇站起身来, 笑着对大家说:" 好吧, 我到站了, 你们可以休息了。再见! " 旅客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把刘少奇送下了车。列车再次开动了, 旅客们久久地回味着幸福的时刻, 也永远地怀念着平易近人、勤政为民的少奇同志。

       先贤已逝, 风范长存。从先贤、伟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心系民众、平易随和的品格, 更应学习他们崇高的做人境界。

       具有一种高度的安全感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 日本的大企业越来越接近自给自足的居民区。三井造船厂的董事长山下伟曾经分析过这种现象。山下指出, 三井造船厂奉行的是" 争取生存" 的方针, 他说:" 二战以后, 日本重建工业, 人们开始涌向大企业, 从地理上划分生活区的旧观念改变了。实际上, 是我们这些搞工业的毁掉了日本从前那种居民区生活方式, 所以必须寻求另一种方式来代替它。这样做的结果是, 在今天的日本, 像我们这类公司便成了新的生活区。企业管理人员有责任创造出种种条件, 使人们喜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作为管理人员, 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使大伙儿能活下去。"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3 7 岁的饭岛来说, 日出日落都在日产公司。他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了2 0 年。他的妻子也是公司的员工。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公司的住房补贴。工作之余, 他经常在工厂的体育馆同工友们进行各种比赛, 或是驾驶自己的日产汽车( 对雇员折价出售) , 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去山里游玩。饭岛对日产有一种依附感, 他从未想过去别处找个更好的工作或是被日产公司解雇。万一工厂不得不大量减产, 公司也会竭尽全力为多余人员找到适当的工作。日产公司是他赖以生存的一个组织, 与其关系之密切仅次于家庭和祖国。饭岛觉得自己有责任训练好青年工人。他说:" 我们对经手的每一辆汽车都负有全部责任。如果听说哪一辆日产车有毛病, 我就觉得自己有罪。"

       日本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持有相同的态度。他们绝大多数是从装配线或其他卑微的岗位开始做起的。他们和工人一样, 把自己的公司当成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由集体管理的公社, 当成一个杰出的、永存的实体。因此, 他们在经济和感情方面也和工人一样具有一种高度的安全感。在这个国家里, 绝不会有人像克莱斯勒公司那样, 邀请一名福特公司的管理人员来管事。

最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