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竭力提倡经世致用
从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康熙前期, 是我国历史上" 天崩地解" 的大动荡时代。在此时期, 既有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 出现了农民大起义, 在江南各地, 还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市民阶层的反抗运动。加上由民族战争而导致的满清入关和明王朝的最后覆亡, 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在他们痛定思痛, 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的过程中, 他们提出了做学问应" 经世致用" 之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有四：
( 一) 深刻揭露" 程朱理学" 与" 陆王心学" 的空疏和教条, 指出陆王" 心学" 的本质即" 禅学" , 是" 内释而外儒" , 其罪" 深于桀纣" 。认为这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黄宗羲痛斥那种" 天崩地解, 落然与吾无事" 的独化之学, 说他们只会背一些程朱的语录, " 便服儒者之列, 假其名以欺世" 。顾炎武也痛心疾首地说：" 今之清谈孔孟,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 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 爪牙亡而四国乱, 神州荡覆, 宗社丘墟" , 对近世的空虚学风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严厉批评。
( 二) 指出救亡图存、济世救民的出路在于能" 治国平天下" 的" 实学" 而不在" 空言" 。他们首先指出：做学问的目的不是其他而是" 经纬天地" 、" 救世" 。顾炎武说：" 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 。认为经世致用是学者的至上目的。清初名儒颜元, 更是竭力提倡经世致用：" 儒者天地之元气, 以其在上在下, 皆能造人材以辅世泽民, 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 静坐主敬以养性, 不肯作一费力事, 虽曰口谈仁义, 称述孔孟, 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
( 三) 阐述了欲经世致用, 就得做实事的观点, 并身体力行。顾炎武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 王夫之除了" 明人道以为实学, 欲尽度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 强调知见必资于见闻, 思虑必以格物为基础, 行可兼知外, " 于四书及《易》、《书》、《春秋》, 各有稗疏, 悉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闻异、字句参差, 为前贤所疏略者。" 又" 喜从人间问四方事, 虽于江山险要, 士马食货, 典制沿革, 皆极意研究。" , 这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 四) 提出了" 经世" 的具体主张。颜元指出, 治理天下的总纲在于富、强、安。富为七字：垦荒、均田、兴水利; 强为六字：人皆兵、官皆将; 安为九字：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这一政治蓝图, 也隐含着对土地兼并、八股科举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批评。
至善的文明生存状态
超越性使得康德哲学既能作为理想哲学范式, 又能从满足社会现实需要上不断地走向现代乃至人类新的世纪。现代人们经受了太多的现实冲突和心灵困惑, 战争、生态危机、种族矛盾、科学异化、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等, 这一切都迫切地要求人们从哲学上去反思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念、道德意义标准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过程。在康德影响下, 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正是要重新肯定人类的实践之知对于人类存在的巨大意义, 显然, 任何一个失去对科学力量控制( 不知如何正确地使用它) 的民族和社会, 都是十分危险的。
如何避免这种危险, 这是我们现在一系列新科技发展诸如克隆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纳米材料技术以及核能等向我们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 当人类不能控制某项技术必然带来危及人类的生存时, 是否有必要来对人类科技理性能力加以限制呢? 显然,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 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我们对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作出思考：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希望什么。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反映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已愈来愈昭示这样一个道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必须协调和统一起来, 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他们都是作为人类的精神共同服务于人类所期望的去达到" 至善" 的文明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