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 忍耐" 不是一种正面的品德, 而只是一种手段, 忠正之士可以使用它, 奸佞之徒也可以使用它, 明代的奸臣严嵩硬是以低三下四为忍耐, 扳倒了一个又一个忠正之士, 而爬上了权力的顶峰。其同夏言的斗争, 堪称他的低三下四的杰作。
严嵩与夏言, 同为江西人, 是同乡; 同在嘉靖年间为官, 是一朝之臣。按年龄, 严嵩比夏言大两岁, 为兄长辈; 按资历, 他比夏言早中进士十二年, 是先达。可在仕途上, 他却落后夏言许多。嘉靖十五年, 夏言已入阁拜相了, 而严嵩还在南京挂个闲差。是夏言的一手提拔, 他才得以来到京师, 出任礼部尚书。按人之常情, 他对夏言应该心存感激才是。起初, 他倒也表现出一副感激涕零之态, 写诗给夏言说：" 拔擢惭非分, 遭逢庆此身。" 可后来, 随着皇帝的宠遇日隆, 他对夏言以怨报德, 凯觎起内阁首辅的位置了。夏言对这种忘恩负义、谗佞贪贿自然鄙夷憎恶, 于是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严嵩" 柔佞恭谨, 奸险深刻" , 而夏言" 意气扬扬" ,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品格。这种品格上的差异, 也使其政治斗争的方式别具特色。
夏言入阁拜相以后, 日渐傲慢, 甚至对皇帝也表现得不大恭敬, 这给了严嵩 可乘之机。与夏言的强直、骄倨、倦怠相反, 严嵩处处表现出柔媚、谦卑、忠勤, 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猜忌之主, 喜用柔媚之臣。" 嘉靖皇帝宠信的天平日益向严嵩倾斜, 而严嵩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进谗言, 对夏言放暗箭, 使得嘉靖对夏言不断地增加着愤懑和怨恨, 导致了夏言从嘉靖十七年到嘉靖二十一年的三起三落, 最后终于失去了内阁首辅之职。
严嵩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在对夏言竭力倾陷的同时, 在夏言面前却表现得十分谦恭, 如同儿子侍奉老子那样, 鞍前马后, 唯唯诺诺, 完全不像是同僚之间的关系。为了麻痹夏言, 他还写了许多美好的诗句来称颂夏言。如：" 元台( 指夏言) 位极三公贵, 大雅词称百代雄。" 说他地位尊贵, 如同古代的三公, 文章诗词可以称雄百代。
可叹夏言, 他也是从如林的对手中冲杀出来的一位政坛佼佼者, 怎么对严嵩的手段就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他只是一味地表现出对严嵩愈来愈加强烈的鄙视, 甚至" 以门客畜之" 。严嵩反而更加低三下四, 曾一再置办酒席, 请夏言赴宴, 甚至亲至相府, 跪读请柬, 而夏言却" 多辞不见" ; 间或许之, 届时又借故不至, 致使所备的山珍海味全部废弃。即使有时勉强来了, 也是取杯略沾一下唇边, 便立即告辞, 使得严嵩十分下不来台。可严嵩表面上依旧不急不恼, 可暗中却更加紧了对夏言的攻击。
取消唯物主义基础
柯亨在他的《纯粹意志的伦理学》一书中最早明确地提出了" 伦理学的社会主义" 理论。柯亨指出, 对社会的考察大致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商品流通上, 从社会生产服从于因果关系上, 换言之, 从政治经济学上对社会进行的考察, 这种考察由于着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和看待社会的本质, 因而, 通过对社会经济领域中因果规律的研究, 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方式则恰好与此相反, 它是从法权性质上, 从社会服从的目的上, 即从道德问题上来考察社会, 它着重于社会的伦理性质研究, 因而通过这种研究, 就能够建立起" 伦理的社会主义" 。
依此而言, 柯亨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有片面性的, 它只注意了经济对社会的作用, 而忽略、轻视了道德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实际上, 从人类社会发展观念上来说, 促进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则不存在于具体的物质经济生活中, 而是在人的反思性的道德原则里。因此,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不是" 经济的唯物主义" , 而是" 道德的唯心主义" 。只有取消唯物主义基础, 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上, 这才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