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亦依照宋朝制度设立官职
按照文化融合的规律, 野蛮的征服者, 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之后, 最终难免被汉文化所征服, 其文化遂逐渐地走向" 汉化" 。在历朝历代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过程中, 表现出一些大致相同的特点。
其一, 崇尚儒学。游牧民族统治者崇尚儒学甚至于习经明儒, 使他们更准确地了解了汉文化, 促进了游牧文化的汉化过程。
其二, 重用汉族儒士。游牧民族统治者不仅崇尚儒学, 而且尊重儒家知识分子。他们礼聘汉族士子, 委以重任, 使他们为其统治出谋划策, 提供治国方略。
其三, 采用汉官体制。北魏孝文帝重用来自南朝的世族地主王肃, 改定官制, 模仿两晋、南朝的官制、名号, 而又加以发展, 将北魏王朝中的鲜卑成分清除殆尽。辽朝统治者则推行北、南两官制, 以契丹制度治契丹族, 以汉制待汉人。这种制度鲜明地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后形成的新特色。金朝统治者经过数代改革, 终使其官制与中原王朝的官制完全接轨。西夏王朝亦依照宋朝制度设立官职。
此外, 游牧民族统治者还采取迁都、与汉人通婚、禁胡语胡服等一系列汉化政策, 加速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的进程。
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
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 都是立足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研究实践哲学的, 但康德既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又具有反启蒙倾向的一面, 因而德国浪漫主义也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留下了印迹。
既要服务于现实生活, 又要超越于具体经验行为, 这是康德以道德学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的性质, 也是其困难所在。他认为, 以社会为中介, 才能沟通两者, 实践的理想目标才能获得实际的完成。
康德将纯粹理性作为其实践哲学的基本基础, 以蕴涵于人的理性本身的意志自由作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 而反对自由问题上的一切决定论、宿命论和实在论, 从而为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个来自人自身的理性根据。正所谓" 理性的实践应用, 处理的是意志的决定根据" 。这样, 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 它们包含着足以决定意志的根据; 实践哲学对于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 它也不来自神, 不来自外在的强制原因, 而就体现在人的生活行为、存在过程之中。
因为" 实践原理就是包含意志一般决定的一些命题" 。" 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 因为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 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