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的兼容精神
隋唐文化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是宗教文化大发展。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建树最多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均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封建统治者充分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学养身的不同功能, 使它们在维护其统治方面互补, 从而促进了佛教与道教的发展。
除佛教以外, 西方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也先后传入中国, 并在隋唐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祆教因敬拜火光, 故俗称拜火教, 系波斯人索罗亚斯德所创。北魏时传入中国, 唐代在长安、洛阳都建有祆祠, 并由朝廷置萨宝府管理祆教徒。摩尼教又称明教, 系波斯人摩尼所创。该教认为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二宗的斗争, 主张助明斗暗。公元6 ～7 世纪传入中国新疆地区, 7 世纪末传入内地, 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
景教是基督教的别支, 系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斯所创。唐太宗贞观九年( 6 3 5 年) , 景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 开始在长安建寺传教, 后向其他各地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 后称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 7 8 1 年) 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记述了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清真教、回教, 系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唐高宗永徽二年( 6 5 1 年) , 大食遣使来唐, 伊斯兰教亦随之传入中国。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 都有不少来自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徒。
隋唐文化的兼容精神, 使中国文化得以无所顾忌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伦理之知是人的存在之知, 不可教亦不可学, 它是人的全部文化因素和教化的积淀, 不是固定僵死的, 而是随着不同的实践处境有不同的感悟之见, 正所谓"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亦文章" ; 科学之知是关于不变的事物的知, 通过科学理性的分析、归纳、推理来获得, 以证明为根据, 具有可检测性和可反复性, 可教亦可学; 技术之知是一种技艺能力, 是可教可学的工匠手艺的知识。这就是说, 实践之知是与科学之知、技术之知有着本质区别的, 不同于所有那些可以讲授的知识及其应用的形式结构, 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原理、规则性知识, 而是在某种实践中去运用和体现的" 真知灼见"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这种三分法, 把人的实践提到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 创立了" 涉及到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 的这种实践的学问。后来的哲学家就把从哲学高度思考人的生活的实践行为的思想称为实践哲学。
我们大体上看到, 作为实践哲学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给实践哲学作出了性质上的规定, 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 其任务就是运用现实中流行的善和幸福生活的概念来分析人们的实践行为和日常生活, 并指导人们依照伦理之知在具体生活实践处境中进行正确的伦理- 政治活动( 自由选择生活可能性) 。它所强调的是人对自己实际生活的理解和反思, 并将这种理解和反思运用于具体的实践行为之中, 以保证人们生活的正确性、合理性和道德性。
可以说, 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性质作出如此的规定, 才使得实践哲学在它的发展中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但都将实践行为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还可以看出,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 如同伦理学和政治学一样, 实践哲学一开始就是实践的而不是纯粹理论的, 也就是说, 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实践之知来考察人的行为问题的, 这种实践之知不是某种抽象的固定的原理、理论, 而是在人的行为过程中对" 善" 的一种确证。
所以,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假设、原则或理念出发, 而始终是以人的现实生活本身为前提和目的, 它也就不是一种实践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并无对实践本身的形而上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