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代谢内分泌机能变化大

       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 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对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时, 就造成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为了预防、控制和消灭传染病, 必须采用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的综合措施, 以达到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作用。但在采取这一模式进行预防时, 有许多心身问题值得考虑。许多传染病在人群中带菌率很高, 但发病率却不高, 且不能完全由免疫学说来解释, 尤其是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更是如此。结核病是一种以生物因素作用为主的传染性躯体疾病, 致病因素是结核杆菌。但是结核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患者本人亦常常存在复杂的心身问题和情绪障碍。例如青春期年轻人, 由于代谢内分泌机能变化大, 免疫功能不稳定, 本人活动范围大, 环境变化多, 不太注意劳逸结合, 这就增加了对肺结核的易感性。因此青春期肺结核患者具有一定的心身反应特点, 对疾病防治和预后关系甚大。实际生活中不难观察到, 长期忧虑、悲伤、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卫生常识等因素, 均与结核病发生、发展和转归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中同样存在着行为医学问题。比如, 使用免疫预防接种的某种疫苗时, 除了考虑其生物学效力之外, 还要考虑其社会心理可接受性, 包括剂型、给药方式、制剂的感官形状等,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制剂的权威性。而所有这些生物学效力之外的因素, 都与行为医学有关。

       传染病的预防不仅在宏观上要利用行为医学的原则, 在微观上也有许多行为医学问题需要考虑。任何宏观控制措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学龄前儿童有模仿、爱动的心理; 学龄儿童有好奇、求知心理; 年轻人有好胜心理; 中年人有顾虑、担心等心理特征。因此, 在实施各种预防措施时必须予以注意, 要考虑个人的可接受性, 并且针对不同心身特征, 采取不同的教育、指导措施, 做到掌握心理, 运用心理, 激发、诱导、促进心理免疫。

       放逐、徘徊与回归

       我们生活在一个" 重力" 世界, 中心的力量无时无刻显示着其存在; 即使是对于被认为是最具超越性的审美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存在论的根本事实, 同时也与我们意识得到的世界的基本秩序有关。我们发现, 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存在于某个世界之中、或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 因此我们的存在也必须依托某个" 中心" 。

       经验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是围绕着中心而组织起来的, 因此中心成为存在的必须。这个中心总是以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标示其自身。经验同样告诉我们, 我们永远无法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 我们的存在须臾无法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世界才是我们存在的中心。不过由于世界中心的存在, 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判断自身位置的自由和确定性空间, 也是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的直接印证。人的这种趋向于某个中心的自觉认同并非虚幻, 而是有关存在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不仅是无机我们的存在, 在我们经验所及之处, 几乎任何对象物和有机物, 都围绕着某个中心排布, 都有自动趋向于某个中心的本能。我们不用指出带电粒子是如何围绕着一个核心旋转的物理学事实, 俗话所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 也极其本质地揭示了中心的力量, 以及存在物与中心的关系。人的大脑, 就是制造中心的源泉。我们不仅总是试图在无序中看出一个" 中心" 来, 而且大脑活动本身, 从一开始就对中心有着绝对的依赖。只有依赖于中心, 我们的生活世界才能在我们的意识视野中展开; 只是因为中心的存在, 我们的意识才能获得一个重心的支撑, 以及思维赖以进行的出发点。但正是由于中心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就成为最根本的存在论关系。中心之外的所有事物, 无一例外是" 在边缘" 的; 无论是" 摆脱" 、" 逃离" 还" 被放逐" 。中心与边缘, 构成了整个世界的关系格局, 并依据事物与中心的不同距离, 制造出一个等级森严的" 金字塔结构" 及世界秩序。

       被放逐者也无权拒绝中心。徘徊于中心与边缘之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 乃是被放逐者的唯一宿命。而" 摆脱" 、" 逃离" 中心的叛逆者, 才有可能通过重新皈依" 中心" 而得" 浪子回归" 。无论何者, " 浪迹边缘" 的孤独者、零余者, " 在边缘" 是其存在论的基本事实。而涉及这一存在论问题的" 真正严肃的哲学" , 如加缪所说的, 只有" 自杀" , 这是对诸如" 在边缘" 这样的存在论难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因此, 加缪将" 自杀" 这一社会现象转换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而笔者在这儿再将这一严肃的哲学问题还原为日常生活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 被放逐于边缘的零余者是如何通过" 自杀" 获得解脱, 而叛逆者又是如何通过" 皈依中心" 而实现其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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